国际聋人节：听障人士上演行为艺术呼吁消除就业歧视

9月28日是国际聋人节。这天，近三十位听障人士在武汉古琴台广场上演了一场主题为“真心话用力写”的行为艺术，呼吁公众关注聋人在工作中遇到的歧视，不再让聋人有“难言之隐”。

在古琴台广场的手语角中，参与行为艺术的听障人士分别在一块白板中写下“我是聋人，我想做空姐”、“我是聋人，我想做旅行家”、“我是聋人，我想做园艺师”、“我是聋人，我想做主厨”、“我是聋人，我想做医生”等的标语。

之后，这些听障人士又举起了“聋≠哑”、“只要有手语翻译，你我就能沟通”、“少一点同情，多一点尊重”、“聋人可以做歌手”、“我用眼睛看你说话”、“手语是我们的文化”等标语合影，引起了广场里许多人的围观。

行为艺术的发起人崔竞是一位独立公益聋人，常常为聋人提供手语翻译服务。崔竞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使得聋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崔竞说，现场有很多聋人愿意加入活动，也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聋人群体遇到的障碍和问题。

希望发出聋人自己的声音

崔竞说，“在很多场合，人们都会认为我们是犯罪团伙，这是聋人在外面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有许多不了解聋人的人，都以为聋人就一定是听不见、不会说话的、或者只会用手语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聋人也并不是就一定很会画画。只要他们愿意，聋人一样可以和一般人一样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聋人一定要很会画画？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不是吗？”

父母都是听障人士的崔竞从小在聋人的圈子里长大，经历和见证听障人士在就业和生活中遇到的障碍。她说，“社会上对于听障人士的刻板印象，不但使得他们在选择职业时受到很多限制，也使得他们在工作中遭遇到很多的歧视。”

崔竞介绍，自己身边的很多听障朋友，都在招聘时因为自己是聋人而被拒绝，在工厂里打工也常遇到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聋人加入犯罪团伙，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犯罪的，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很多聋人都去过工厂打工，但待遇很不公平，同样做一个流水线的工人，工作时间、休息时间都一样，听人能拿1800块工资，聋人却只能拿1200块。这样不友好的环境让聋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有时为了生存甚至无奈的选择了犯罪。如果他们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怎么可能会选择走这样的路呢？”

“只要有手语翻译，什么工作聋人都可以从事”

参与行为艺术的，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手语翻译陈玩臻，拥有台湾手语翻译员资格的她两年前开始学中国的自然手语，一年前来到武汉开始在中国做手语翻译，现在正在和聋人朋友一起努力在做手语翻译培训和工作。

作为“守语者”的陈玩臻作为聋人与听人世界沟通的桥梁，对听障人士面临的问题有切身的体会。“聋人普遍会遇到因为就业歧视而很难找工作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聋人的家人也会埋怨说为什么你不去工作，结果聋人只能被逼去做高危或者低薪的工作。”

“聋人很难将自己的诉求传达给其他人，当世界不接纳他，聋人便只能生活在一个有手语的小角落。”陈玩臻说，“国外也有很多聋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那是因为，有专业的手语翻译机制，可以充当聋人和听人世界的桥梁，将聋人文化和听人文化进行更加畅通的转化。”谈到如何为聋人提供沟通便利，陈玩臻有很多想法。

“只要有合适的沟通方式，什么工作聋人都可以做 。”说到这里，她十分坚定。

建立个性化的就业支持机制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两千万的听力障碍者。长期关注残障人士平等就业权利的公益机构广州众一行研究员黄诗欣表示，这些听障者遭遇着普遍的就业歧视。“首先，听障人士容易在招聘中受到雇主的歧视；第而，普遍存在的招聘歧视，使得大量的听障人士在‘边缘劳动力市场’里从事那些低收入、高风险、缺乏劳动保障的工作，甚至是加入犯罪团伙；第三，即使是成功进入职场的听障人士，也会遭遇到同工不同酬、被同事欺负等的问题。”

黄诗欣认为，要消除对于听障人士的就业歧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个性化的就业支持机制。“中国在2008年就加入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公约提出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单位及国家都有向残障人士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所谓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障人士能够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劳动部门及残联应该建立机制，根据听障人士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手语翻译、听打服务或是辅助软件等的支持。”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由政府提供的支持，企业也没有意愿和能力为听障人士提供合理便利的支持，就业歧视的恶果往往只能由听障人士自己承担。其实每一个员工在职场中都需要个性化的支持，能够看见不同能力者的需要并在不造成不当负担下对工作环境或内容进行调整，会让我们的工作场所变得更加包容和友善。”黄诗欣说。

信息来源：新浪博客